在行政法领域里家长主义还表现在社会保障和退休制度上。
当前，我国特别需要根据法治社会的本体内涵和前述特质，充分发掘和妥善设计反映法治社会的辨识度较高的指标，结合中国法治现状创新法治评估模式，真正提升法治科学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型）社会管理、社会法治国等表述在含义上相似相关但不相同。
法治社会建设应当在此维度内理解：法治社会之法，是回应性的国家法和与之融贯的自治规则等构成的多元规则体系。国家不只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时要履行满足公众需要的义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建设上来。1978年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反思并探索法治建设的道路。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与建设重心。
可见，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在治理的主题上具有明显差异。法治社会建设语境下的融贯性，是指社会的规则系统内部，以及规则系统与法治实践之间，在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传统监督制度实为人治底下的制度模式。
通过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弹劾制度与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对比，可以发现：尽管传统监督制度中有类似于弹劾的职能，但是无论是制度起源，还是权力运作过程、权力来源与实际效果，两者均有根本性的差异。[17] 十三起正式的弹劾案中，被判有罪的仅七起，且这七人均为法官。而弹劾制度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相对重要，适用范围也较广泛，如美国、法国、韩国等，弹劾对象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就约束权力而言，权力分立和传统监督思想是一致的。
对立面即存在异质的利益对立或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加强对监督系统的控制，监督系统则往往会异化为专制集权的工具，甚至成为特务机关： 监督系统自身官僚化及其危害以唐代的观察使制度最为显著。
而是鉴于传统制度留存下的许多细节和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为例将监督制度纳入法治系统，有必要寻找一些参照，以了解分权制衡与正当程序是如何用于实现对权力进行约束的社会功能。而正当程序原则可以保障各种不同的监督之间分工明确、并行不悖。（4）在控辩双方盘问证人和辩论结束后，首席法官按姓氏字母顺序一一点名询问每个参议员是否认为总统有罪，参议员只能回答有罪或者无罪。而起诉则由众议院负责。
因此，这种非正式的监督方式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以及贫苦大众的自我安慰。尽管历代制度屡有变迁，但监督官僚和监督君主一直是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前者的御史纠察制度为重，而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未曾有过的独特制度。而在现代法治国家，对权力的约束有两种方式，即以权力约束权力和以权利约束权力。在分权制约的基础上，各种监督的展开还需要遵循正当程序。
传统监督制度的内在结构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叠床架屋式的堆砌。而在人治的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时，传统监督制度就更加黔驴技穷了。
因为权力中央或权力核心重视监督制度，所以赋予监督者最广泛的监督权。在现代宪政国家，议会代表民意和立法权，以弹劾为手段制衡强大的行政权力，藉以实现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宪政原则。
因为监督者拥有最广泛的监督权，所以监督权力的界限是不确定的。相反则是无效、累赘的，甚至是专制的帮凶。权重固然有利于监督的实现，但和人治下的其他权力一样，这种监督权也没有规范性的约束和限制，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所谓个案监督等则打乱了权力分配的秩序，殊不可取[33]。（三）区分监督种类，使各种监督法治化 在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就可区分监督种类，进而使各种监督法治化。例如，议会对司法权的监督决不同于议会对行政权的监督，这是由司法权的特殊性决定的[32]，甚至有的国家明确规定议会不能对法院进行所谓的监督，否则就被视为司法不独立。
我们更愿意倡导反 腐败的口号，而不屑于建立防 腐败的制度。而监督制度的改造则是以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为原则，以法治的方式进行监督制度模式的变革。
[24] 权力的滥用更造成监督者本身的失职乃至腐败，而这又会加重吏治整体的腐败。监督程序中的角色分化后，每一个角色都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这就体现了程序的特质——管理与决定的非人格化，由此使社会关系在程序中得以简化。
最显著的当数明代的厂卫制度，作为最重要的监督体系，已经成为君权完全控制下的特务机关。权力制约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同时由宪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作为权力运作的规则，保证权力制约的稳定、和平与有效。
因此无论是监督的发动还是对监督的规避都有相当多的方式，而监督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双方权力的较量——在一元化的权力体系下，这种状况被最高权力的君主所利用，成为君主操纵的术与势，而离法治则非常遥远了。这是人治所不可避免的。而某一特定关系中的监督者通常在另一关系中处于被监督者的地位，依次层层向上，最终的监督权掌握在君主（最高权力者）手中——这样串接起来的监督权力链实际属于传统政治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与后者有同样的缺陷：权力关系中的下级对直接上级负责，上级对直接下级有绝对的权威。（一）以人盯人的方式实行监督，虽操作灵活，但效力缺乏稳定性 从法治的立场来看，传统监督制度的灵活性是建立在规范性的缺失之上，建立在对权力主体及其个人道德威信的依赖之上的，因而在彰显实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监督效果的不稳定，甚至会造成制度本身的变异。
《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与汉语监督对应的英文词汇。而监督权限与监督程序明确化，正是法治框架内的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曲折近二十年的难产经历，除了立法技术上的不可行性之外，也侧面反映了监督制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问题。对传统监督制度的改造，也应围绕这两项原则展开。
监督机构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剧而呈现恶性膨胀之势，也是和缺乏正当程序的规制分不开的。尽管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制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监督在中国是作为一种制度而长期存在和发展沿革的。
中国古代之所以需要监督制度是因为没有分权，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实际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中，它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人治金字塔体系。例如某些时期允许风闻言事，即御史只要听说某官员有不法行为，即使没有确凿证据也可以进行弹劾。这种灵活性所造成的不稳定，如果极端地发展，会造成监督制度在两方面的变异：一方面，如果放松对监督系统的控制，监督系统就会表现出与普通官僚系统高度的一致性，甚至自身也异化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前者则源于民本思想，其极致便是孟子主张的暴君放伐论，后者是忠君和吏治的体现，如韩非认为国君对臣下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4]。
比如设立若干巡视纠察组，专门设立巡视机构，增加了行政编制[29]，比如纪委监察部机关的大规模的干部轮岗交流，等等。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监督制度仍然限于以权力约束权力的范围内，而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方式如听证、申诉等均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监督范畴。
当我们强调加强监督的时候，总是从主体上考虑如何加强，尽可能地增加监督主体。大凡专制政治的根本原理，就在于政权出自一人的专制制度中设置以上制下，以内制外的制度。
**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四）监督效果虽能立竿见影，但治标难治本 传统监督制度能够持续千年而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施行起来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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